舆论喧嚣中的衡水模式益于教育公平，
究竟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赴浙江办学这事所引发的舆论喧嚣呢？
衡中模式增益于教育公平，还是制造更大的不公？
是对衡水办学模式的批判？是对“超级中学”现象的批判？
衡水中学及其衡中模式一直广受争议
不必以“穷人的名义”撑衡水中学模式
来源：新京报
衡水中学在浙江办分校，引发持续讨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日前对此回应，称要“切实扭转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但舆论场中，好多人从衡水中学高升学率中读出了很多“现实意味”。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类声音认为，中国还有不少贫困家庭子弟，他们需要通过“衡水中学”们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这是衡水中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围剿衡水中学，是绞杀贫困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希望。
这类观点内含的认知就是，贫困家庭孩子更适合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而衡水中学代表的应试模式，为这些孩子保留了一线“逆袭”机会。
但这似是而非，也错估了衡中模式给农村学生带来的正负影响。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其实并没有给农村学生、贫困生带来更多希望，反而令他们进名校更加艰难。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衡中模式不单纯等于应试教育模式，而是指一省（市）举办一所或几所超级中学，打造“升学神话”的办学模式。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单纯去批某所中学搞应试教育，没多大意义——事实是，我国绝大多数高中都实行应试教育，这也是要进行高考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把学校、教师和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的原因。
衡中模式的问题核心，不在应试教育，而是以更激烈的手段，把全省各地级市的优质生源汇聚到一校或少数几校，进行更高强度、更激烈竞争的应试教育。
因而，衡水中学是否给了穷人家的孩子更多机会，其实更应看“超级中学”对他们升学是否更有利，而不能把问题偷换成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哪个对农村生更有利。
后者其实是个伪命题：当下的考试评价制度中的“素质”，经常被窄化为唱歌、跳舞等技巧，被认为对农村学生不公平。但这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因此以“穷人的名义”否定“素质教育”，也失之偏颇。要知道，真正的素质教育，应是多元教育、个性教育， 从基本的教育常识分析，一个省只有少数几个高中独大，必然令那些县镇中学的办学日益艰难：优质生源流失，优质师资被挖走，县中凋敝，而受伤害的是农村生，他们中能挤进“超级高中”的，少之又少，更别说那些考进的孩子面临着得去异地上学的种种问题。
衡中模式引以夸耀的高升学率，其实就是通过跨地区抢生源打造升学政绩。它无法强化教育公平，只会掣肘教育均衡的推进。
或许，衡水中学由于地处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为贫困地区孩子办的学校，它由此获得某种“道德加冕”。但具体分析其生源结构，它们其实招的全省生源，跟为农村学生服务没太多关系。
衡中模式不会增益于教育公平，只会制造更大的不公。认为它对农村学生更好，其实是一厢情愿。对教育部门而言，也该意识到这些“超级中学”办学模式对基础教育的损害，而不是纵容甚至美化。努力以公平为导向推进升学评价制度改革，并推动教育资源均衡，才能让更多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机会公平。（新京报社论）
王旭明：“衡水模式”要害到底在何处
作者简介王旭明，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为语文出版社社长
近年来，“衡水模式”一直是教育热点，此次其进军浙江再被舆论热炒。尽管舆论热闹，媒体言论不少，但衡水模式的真正的要害处在哪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接受过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人都知道，有一类教学文体是必须要学习的，那就是议论文。议论文中要学习的议论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论，一是驳论。驳论就是通过驳斥对方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树立起正确的观点。在驳论中，如果要驳倒对方的观点或行为，必须抓住对方观点和行为的最要害处、最经不住推敲的地方，即所谓症结所在，集中一点去反驳，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以压倒性优势立住自己的观点或行为。用这样的语文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习惯和方法去看“衡水模式”的批评，要问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衡水模式”的要害在何处，如何打其要害“七寸”。
“衡水模式”的要害是应试教育吗？当然不是。说实话，在当前总的应试教育背景下，我国高中教育有几个学校不是以高考与应试为主要目的的？虽然北上广一些所谓重点、出经验的学校到处吹嘘自己的教育模式，我看那是掩耳盗铃的游戏而已，才不信呢。批评者以此为论批评衡水中学，人家当然不服，会说“充其量衡水模式与其他高中校相比无非可能是程度上更重了一点而已，乃五十步笑百步耳。”是“衡水模式”军事化管理、没有人性吗？当然也不是。虽然“衡水模式”校规校纪严格些，但我相信你去看看全国高中，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高中和农村地区的高中，像“衡水模式”这样的管理恐怕不在少数，人家衡水中学当然也不服气这样的指责。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指责，就不一一例举了。
“衡水模式”最大的危害到底在哪里？此前，我读到过杨东平先生的批评文章，他说，衡水中学破坏区域教育生态。一家独大的“巨无霸”形成对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他的批评是尖锐而深刻的，可惜没有得到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这次舆论风波中，我听到三个声音，是切中要害的。一是汪明所写的文章《对不规范办学行为就该叫板》，作者认为，“衡水模式”通过举民办分校，到各地抢夺优质生源，规范此类招生行为，需要首先从规范这些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做起。”这是客气些的说法，却切中要害。二是熊丙奇的文章《衡水模式：教育公平的幻影》，文中说“透过衡水模式看到我国升学评价体系的问题，要让高中教育摆脱应试教育，关键要改革升学评价制度。”三是，也是目前为止我读到的最透彻的、也是我最想说的批评，该文直指“衡水模式”的要害处，如此好的文章即新京报发表的社论《‘衡水模式’真相是纵容违规办学》，当下少见。这篇社论明确指出：“衡水模式是地方政府对学校违规招生办学加以纵容由此制造出的所谓升学神话，看清衡水模式的真相，才不会将应试教育与不依法治教混为一谈。”我非常赞同这三个观点，尤其是新京报社论的观点。
“衡水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其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还可尚存说法的话，其超大规模办学，其异地招生以及其公办、民办性质混淆等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任其蔓延，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批评的声音，我看这与地方政府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密不可分。“衡水模式”如果仅仅限于一地一校，倒也姑且由之，但如果推而广之，泛而大之，真的是问题了。人们要问，我们的教育法规还管不管用，谁来管管？！由此，我到呼吁，有关部门应立即对“衡水模式”进行调查、处理，如果认为其办学模式是合规且值得提倡的就旗帜鲜明的说出来；如果认为其办学行为是违规和不合法的，亦应旗帜鲜明的说出来并采取措施。总之，决不能让这种香的不香、臭的不臭，良莠不分的情况再续演下去了。
同时，我还要替“衡水模式”说一句话，像衡水中学这样的高中教育异地办学绝不止一所，当下不少城市的所谓重点中学收取高额费用，异地挂牌，或者实质办学。我个人认为，这不但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竞争，破坏了教育公平，而且将应试教育的不同经验和做法变相蔓延和泛滥，其恶劣作用绝不可小看。但，对不少所谓重点学校异地办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仅不制止，有些还与当地政府、甚至房产商同谋为之，加剧高考竞争。还是那句话，在当前我们对高考尚无有效办法遏制其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必须做到，将高考的影响弱化到最低限度，为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对高考作用的弱化，反而是从学校到全社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一拨又一拨的强化、甚至夸大高考作用。带来的结果就是追逐名校为高考，一切为了高考，教育异化成了考试的机器。
由“衡水模式”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敲起的警钟，再由浙江教育厅一位处长敲起，这一次，有关部门绝对不能、也不应该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了，为了共和国真正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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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视角来看衡中
衡水中学毕业生拍片还原母校怎么看待衡水中学和衡中模式被这么多人口诛笔伐？
“一条马路上有人是乘车的，有人是靠双腿走的。用腿走的人如果想要追上乘车的人就必须努力奔跑，或许他们跑慢一点就再也赶不上车上的那些人了。”
4月4日，河北衡水中学毕业生、西南大学大一学生朱伟（化名）回答澎湃新闻说，衡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车下的人”，别人总会说他们活得太辛苦、学习模式太残酷，但正是这样的辛苦和残酷才让一批又一批的衡中学子“上了车”。
面对社会上对衡水中学（以下简称“衡中”）种种似是而非的说辞和不理解，去年寒假，朱伟、李莹联合其他0位衡中毕业生，开始拍一部有关衡中的纪录片。担任纪录片导演的李莹（化名）同样毕业于衡中，如今在读西南大学二年级。
李莹希望以衡中毕业生的视角，还原一个更真切的衡水中学，“她曾经承载着我们的欢乐和痛苦，衡中的优点、缺点我们都想真实的展示出来，用不着去掩饰。”李莹指的衡水中学实际包括了衡水第一中学，因为从学生的亲历看，两者无论生源和管理都是一体的。
李莹用纪录片里一位衡中教师的回答来总结她的观点——“存在即合理，改变不了就去适应”。她说，这句话虽然老套，但或许是对衡水中学最好的注解。
《起风了》已完成粗剪
年2月日，丁酉年正月初五，几位衡水中学的毕业生趁着大学寒假实践，扛着“长枪短炮”回到了母校。
他们从衡水电视台借来两台摄像机、一架微单、两台航拍无人机，这些是这个由名衡中毕业生组成的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设备。
纪录片导演李莹是西南大学大二学生，毕业于衡水中学。她对澎湃新闻表示，一直以来衡中的形象都是被“妖魔化”了，很多人觉得衡中就是“高考加工厂”、“应试集中营”，但从她三年的体验下来，其实真实的衡中并非如此，“所以当时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要拍一部有关衡中的纪录片去还原、探讨真正的衡水中学，我跟几个衡中的毕业生说了这个想法后大家一拍即合。于是就在去年的寒假，我们回到衡中，开始了第一次为期两周的拍摄。”
“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是《起风了》，和宫崎骏动画同名。衡中从籍籍无名到现在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股风，这么多人讨论他的好和他的坏。
我们想做的就是从几个毕业生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所学校，它的优劣到底在哪里，衡中是真的能改变什么，还是最终也只是一股风？”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分别采访了年级主任和部分德育主任，七八个在校学生，部分毕业生，食堂大叔等等，他们想尽量将衡中的真实一面尽可能展现给大家，告诉观众衡中的教师不是“军官”、衡中的学生和毕业生也并不是呆头呆脑的做题机器，衡中也有丰富的社团活动，衡中也有健康的校园氛围。
在诸多毕业生眼中，母校衡中有时候确实是一个让他们骄傲的资本，有时候也确实会让他们遭到误解，“你是衡水中学毕业的，你是不是学霸啊？你们那边是不是超级苦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是每一个衡中毕业生都曾遭遇过的。
而在李莹和摄制组其他成员看来，衡中并不是一所“监狱”，也不是什么“高考集中营”，只是一所承载了自己三年记忆的普通高中，“我从不否认衡中的缺点，我们拍这部片子也不是为母校洗地。每个地方都会有欢笑也会有痛苦，衡中也不例外，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换个视角来看衡中。”
李莹告诉澎湃新闻，现在这部纪录片的粗剪已经完成，摄制组暑假还需要回到学校补充一些镜头即可完成最终的成片。
衡中三年和外界记忆有些“断片”
作为河北省近年来高考成绩最亮眼的一所高中，在别人眼中，衡水中学不但学生成绩优异而且在国内广开分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超级中学”。
年高考，衡中毕业生包揽了河北省文科的一、二、三、四名，理科的一、二、三以及并列第四，在该校 衡中这块牌子是不少衡中学子引以为傲的资本。不过，在如此亮眼的成绩之外，李莹、朱伟等毕业生也并不避讳，在某些方面，衡中确实也存在着明显缺陷。
“毕业走出校门之后，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在衡中三年和外界记忆有些‘断片’。”这是李莹最大的感受。
李莹跟澎湃新闻回忆起了自己几次和大学室友之间的对话，“他们在讨论一些美剧、电影、或者一些新鲜好玩的事物或者名词，但是我对这些东西都很茫然。我想这也是衡中带给我的一个影响吧，三年在校生活几乎与外界毫无接触，我们没法像我大学室友一样去追热门电视剧，去 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上网、外地学生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绝大部分衡中学生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就是每天晚上七点半学校统一组织的一天电视播放新闻热点，还有学校“诺贝尔厅”的几台供学生课余消遣的电脑。
除了李莹之外，不少衡中毕业生表示对“断片说”感同身受。
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一的衡中毕业生李晓（化名）承认，在衡中读书期间，不少时候从学校回到家里之后都会觉得特别不适应，感觉身边很多事物和人们谈论的话题都突然变了，感觉自己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过，朱伟认为：“毕业了走出衡中校园那一刻确实有些恍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断片’那么夸张。毕竟我们正式接收能力强的年龄，那些可能错过的电影、电视剧那些所谓的热门再了解起来都是很快的。”
“从社团活动看衡中的进步”
“埋头苦学”，“高分低能”，“考试机器”，学生除了上课学习、考试，就没有任何其他兴趣拓展活动，这是不少人想象中的衡中学子。不过，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对此却极不认同。
前不久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张文茂表示，衡水中学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目前全校有60余个学生社团，每年大约要开展60多项各类活动，如成人礼、80华里远足、模拟联合国、模拟政协、中学生领导力、商赛等诸多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品牌。
衡中的毕业生李晓、朱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也表示，衡中其实不缺少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自己也曾经参与过一些社团活动；不过相对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或者境外中学，学校组织、同学参与两方面都不是太积极、活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年我在衡中的时候，曾经有个奥赛班高二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他想加入我们的社团，我说当然很欢迎你加入啊，结果他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
回想起自己在衡中某社团当负责人的经历，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晓认为衡中的学生社团活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李晓认为，衡中多数校内社团活动更多还是流于表面，其实这也是国内大部分高中社团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在成长、衡中也在成长，我认为凡事的发展都要有个过程。”
同样是社团爱好者的朱伟曾经是衡中模拟联合国社团的一员，“社团要去北京开一个模拟联合国大会，我们班主任就不准我的假说会影响学习，感觉真的要去做这些活动还是挺难的，校方和老师还是怕会耽误学习成绩。”
“但是最后我还是请到了假，这在原来老衡中人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过程艰难但我觉得这也是衡中的一个进步吧。”谈到自己为参加社团活动和教师“斗争”成功这一件小事，朱伟认为，这也是衡中在开展学生社团活动上的一大进步，
年毕业的米一（化名）比李晓和朱伟都高两级，他亦认为衡中这些年在社团活动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我们当时一个班几乎没有人参加任何社团活动，当时我们有一些社团也都是一些航模、科技一类参加比赛的社团，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其实普及率很低，听说近两年才办的比较好。”
“我觉得衡中社团活动的缺失并不是一个个例，只是国内大部分高中的一个缩影。”李晓对比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学生、香港本地学生和内地北上广的学生得出结论，更多时候内地来的学生在参与到大学活动时都会显得不适应，内地学生也更容易成为一个固化的群体，难以与其他国际学生、本地学生交流。
“我反而觉得衡中的学生在内地学生群体里算适应能力强的，我觉得衡中会给毕业生一种更强的适应能力。”李晓补充道。
对衡中认知的三个阶段
回忆起刚接触衡中的初印象，多名毕业生都表示有过“不安和恐惧”，但他们觉得，当真正走出衡中校园之后，却发现衡中留给他们更多的是受用终身的东西——更好的适应能力。
“一开始其实我根本不想去衡中，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最后迫于父母压力还是到了衡水中学。”原籍河北保定的李莹中考成绩优异，得到不少省内一流高中的垂青，包括衡中。
谈到对衡中的初印象，李莹跟澎湃新闻坦言，一开始受不少媒体的影响，觉得衡中很“魔鬼”、“管理严苛”，所以并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在河北几所顶级高中里选择了衡中，因为父母觉得学校管理严格对孩子是件好事。
李莹描述自己在衡中一天的学习生活，早晨5点半必须起床，然后是晨练和早读，进入上午当然是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中午午饭后，学校规定了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晚上0点则必须熄灯睡觉。
“相比于很多高中，我们每天的的睡眠时间其实很‘奢侈’，而相比现在可能有些不规律的生活，我其实反而更怀念衡中教会我们的那样健康的生活。”李莹称。
朱伟承认，衡中在学习管理路上相对“残酷”，不过他也觉得很有收获，“跟我在石家庄二中、一中上学的同学相比，衡中的管理确实严格很多，但有失必有得吧，我们也收获了不少他们难以得到的，比如更好的学习和抗压能力。”
现在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大四的米一也是衡中毕业生，他在在某网络问答社区里写下了自己对母校衡中的认知历程一文。
他把自己对衡中的经历总结为三个阶段：“完全不了解的黑”、“收货颇丰，认同校方”、“了解更大世界后对衡中停滞不前的不满”。
米一所称的“黑”，正如李莹最初接触到社会对衡中“魔鬼”等种种看法。他的衡中“三个阶段说”获得了一些毕业生的认同，不少衡水中学校友留言赞同。
上了大学后，我发现大城市来的孩子真心强，课外爱好更广泛，眼界更广，衡中在我心中明显不是神话了。”米一说，“但要是没有衡中，可能我连见识到这个差距并努力弥补的机会都不会有。”
正在拍摄《起风了》纪录片的导演李莹也认为，在现实的高考制度中衡中更多的是无奈，“是学校的无奈也是学生的无奈”。
“假设衡中一直没有变，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读衡水中学吗？”澎湃新闻记者问。
“不会。”李莹毫不迟疑地回答。
本文综合自：新京报、澎湃新闻、搜狐网、人民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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