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市第一个党员李锡九

李锡九，本名李永声，字立三，后得知与湖南李立三同名，遂登报声明：“河北立三，易名‘锡九’”。

年（清同治十一年）1月1日，李锡九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家庄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洛贺，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后来李锡九变卖家产、从事革命活动，他都予以支持。李锡九在兄弟5人中，排行第五。他自幼聪明，博学能文，长成后中过秀才，做过廪生。后又于年毕业于直隶农务学堂（今河北大学的前身）。

李锡九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李锡九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横暴，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于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斗争。

年李锡九考取公费留学日本。最初在经纬学校警察科学习警政，后来在东京自强学校应用化学科攻读理化。同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李锡九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逐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他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

年，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由日本政府出面颁布了一个取缔中国留学生反清活动的规则。在同盟会的领导下，留日学生积极开展斗争，抗议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举措。李锡九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于最后因抗议无效愤而回国，在保定担任直隶警务学堂学监。此后，他利用这一身分，积极传播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同时多方联络，着手组织保定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同盟会会员。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锡九和同盟会北方组织的一些同志，积极奔走声援。中华民国成立后，李锡九当选为直隶省议员，年4月又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这时袁世凯认为国会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障碍，于是，他开始向国会开刀，千方百计地踢开国会。作为国会众议员的李锡九，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作了坚决的斗争。直到年国会被袁世凯解散，他才又回到保定，继续执教于直隶警务学堂。

年7月，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乘“海琛”号军舰自沪南下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李锡九率先响应南下护法，于这年8月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于黄埔公园设宴招待南下的国会议员，讨论召开国会问题，由于不足法定人数，遂改为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李锡九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非常国会议员。

年五四运动后，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年1月，天津反动当局先后逮捕了马千里、马骏、周恩来、于方舟等爱国学生20余人。李锡九、江浩等人积极参加了营救爱国学生的活动。年国会第三次在北京复会时，李锡九又来到北京。

这一年对李锡九的一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在北京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自此，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深刻变化，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在这一年，经李大钊介绍，李锡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李锡九便一直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分为党开展工作。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的人也为数不多。直到年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才被公开。

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逼走大总统黎元洪，制造了“第一次北京政变”。政变发生后，参众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均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曹锟为了急于当选总统，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等手段。对此，李锡九坚决予以抵制，并与王葆真等人在《晨报》公开刊登启事，声明拒绝参加贿选。自6月15日起，一些国会议员纷纷离京，准备异地开会。李锡九是最早离京的议员之一。6月20日，他与一些议员联名发表了离京宣言。同时，李锡九还参与联名致书国会两院同人，充分揭露了曹锟和“猪仔议员”的丑恶行径。一时间，国会议员离京人数猛增，至6月28日已达人，还有一些议员也陆续准备离京。7月10日，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发表告别北京宣言。7月12日，离京国会议员再次发表宣言，声明“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南下上海继续开会，自6月14日起，北京政府一切行为视为无效。”9月8日，离京国会议员人又联名通电，声明不承认离京期间在北京的国会作出之“一切议决”。李锡九又列名这次通电议员之中，并继续以拒绝返京的行动抵制了直系军阀曹锟于这年10月10日举行的贿选活动。

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就各地党组织如何帮助国民党改组作了具体部署，还要求各省至少有1名中共党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3人作为直隶省和天津的代表前往上海。由于李锡九是中共秘密党员，所以，他是以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代表的公开身份南下参加国民党“一大”的。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贯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肯定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两党合作形式，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决议案。会议期间，当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为会议制造障碍。李锡九坚决地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驳斥了冯自由等人的反共言论。他的发言深为当时参加大会的毛泽东所赞赏。当他发言结束回到座位后，毛泽东走到他的位子前看了看他座位上的名字，并于当天晚上登门拜访他，与他进行了长谈。

会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等人回天津负责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和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展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是与开展国民运动、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进行的。年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要求，天津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李锡九、江浩、于方舟等人在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改为正式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内设党务、组织、宣传、青年、农工、妇女等部，李锡九任组织部长，邓颖超任妇女部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和邓颖超认识并且一道开展革命工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以至后来邓颖超还时常谈及他们共同工作的这段经历。

当时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均设在以“李允中”名义租赁的英租界义庆里40号住宅。李锡九就住在这里。这里同时也作为国共两党在天津与各方面联系工作的交通站。

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言”。中共天津党组织和李锡九、于方舟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力筹备组织各项活动。4月27日，李锡九代表中共天津党组织出席了天津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天津团地委协助中共天津党组织全力筹备各个纪念日的工作。随后，中共天津党组织又召集天津市学联负责人会议，讨论并布置工作。5月1日，天津党团组织发动各界举行游行示威，以纪念五一节和在京汉铁路罢工中被枪杀的施洋烈士。5月4日，天津市学联主持召开有人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天津市党团组织特邀中共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到会演讲。5月5日，天津市党团组织举行报告会，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蔡和森再次应邀到会发表演说。5月7日，在天津党团组织的发动下，天津“五七”国耻纪念会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并于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这时的李锡九已经50多岁了，但仍积极奔走，不辞辛劳，奔波于天津、河北各地，开展革命工作。

稍后，李锡九到保定，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建立了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共产党员张延瑞、张秉均、刘曾宪为执行委员。随后，李锡九又到河北安平、饶阳一带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这个时期，他在家乡创办的“两校”影响也很大。他变卖了家乡田产，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创办起农民夜校和女校，并让自己的女儿李之光带头进入女校学习，使女校学生人数一时高达三四十人。后来，这个女校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他还让自己家的长工带头参加农民夜校，其他农民见状也纷纷入校学习，使在校学生数高峰时达四五十人。对生活困难的农民他还特别给予学习补助。学习内容则除识字外，间或讲一些革命道理。教员由本村有知识的青年担任，李锡九自己也曾亲自到校讲过课，并在学生中发展过党员。后来他在外工作期间，还常给家乡的党支部和家中写信，询问办学情况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嘱托“可用我家的粮食救济贫民，可变卖我家土地，资助两校费用，无论如何要把两校办好。”他亲手创办的“两校”曾为革命输送过不少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李锡九还在安平、饶阳一带从事建立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仅他亲自发展的中共党员就有饶阳的韩子木、安平的李少楼、李子逊等人。后来，饶阳、安平两县的中共县委便是由韩子木、李少楼以及弓仲韬等人组建的。

年7月，在中共北京区委成员赵世炎的主持下，天津全体中共党员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

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当时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军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扣押了曹锟，驱逐清帝出宫，促使了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但人所不知的是，冯玉祥的这一惊人举动是和李锡九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李锡九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当时在北方是有一定声望的。他和冯玉祥的关系比较好，曾帮助冯玉祥分析形势，极力说服和鼓励冯玉祥脱离直系军阀势力。同时他还对与冯玉祥关系至为密切的胡景翼和孙岳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对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改变态度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于是，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和通电等，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于天津是孙中山北上的必经之地，李锡九便全力投入了组织天津各界人民欢迎孙中山北上，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等活动。11月25日，李锡九、安幸生和职工运动负责人李培良、卢绍亭以及天津团地委负责人崔物齐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门前，将一摞摞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传单、旗帜搬上黄包车，随即纷发全市，使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为各界广为了解。12月4日，孙中山乘船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李锡九和于方舟、江浩、马骏等人上船迎接孙中山，孙中山紧紧握着江浩、李锡九的手说：“兄弟为谋救国之策曾两次来天津，这次抱病北来，不是争权力的，而是为了消弭内战，主张南北议和，促成国民会议，废除各列强不平等条约。”随后，在李锡九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宋庆龄下船登上专车前往日租界张园下塌。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胡景翼邀李锡九到河南任职。李锡九随即担任了胡景翼的高等顾问兼河南货捐局局长。利用这一职务，他为党作了大量工作。例如，李大钊要李锡九每月拨元作为党组织的办公经费，区委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发8块钱生活费，不足者由北方区委补贴，李锡九每月照数批拨。年4月胡景翼病逝后，李锡九辞职回到天津。

年2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调整了领导成员，增补了两名候补委员，于方舟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李逸任组织部长，卢绍亭任农工部长。还增设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和农工委员会，李锡九和江浩分工负责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同年6月，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对天津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区委又派李季达来天津，改组天津地委。原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改为国民运动委员会，仍由李锡九、江浩负责。从这时起，李锡九的精力全部倾注于直隶和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

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区委发动了“反奉倒段”的革命运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逼近天津，准备进攻驻守天津的奉系李景林部。为配合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在国民军第二军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刘格平受中共河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天津，和中共天津地委取得联系；准备组织天津工人暴动。刘格平到天津后，和李锡九接触最多，他的不少活动都是李锡九亲自安排的。其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袁子贞和刘格平反复研究暴动计划，并在豪福洋行购买了枪支、弹药，经多方努力，建立了余人的天津工人别动队，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年12月23日，国民军向奉系天津守军发起总攻时，天津工人别动队从东南城角冲击，迅速占领了军警督察处，配合国民军击溃了奉系李景林部。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第三军军长孙岳任直隶督办兼省长。李锡九和孙岳私交很深。他通过孙岳把在五卅运动中被捕的共产党人营救出狱。这时天津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店员等各界群众组织不仅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得以公开活动。李锡九还被孙岳委任为直隶纸烟捐务处处长，借此机会，李锡九安排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内工作，使这些党员既维持了生活，又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在此任上李锡九还积极整顿积弊，树立新风，对内安定民生，对外则不畏洋商力争利权，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作了尽可能多的贡献。

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商讨如何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史称“西山会议”。李锡九、江浩以及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左派，坚决抵制了西山会议。

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天津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通告要求，召开纪念会，并以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党部的名义，在南市大舞台举行为期5天的纪念活动。期间，在李锡九、江浩、于方舟等人主持下，在南市大舞台召开了近万人的纪念大会，由李锡九等人发表讲话，追念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丰功伟绩。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李大钊也亲临天津，作了题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说。天津的党团组织还散发了《孙中山纪念册》、《向导》、《中国青年》、《工人生活》等宣传品30万份，使天津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掀起了一次高潮。

年3月22日，国民军第三军撤出天津，李锡九在国民军撤离天津后南下广州。

李锡九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一起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未设院长）。但他仍秘密参加中共支部的活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山大学相距不远，所以李锡九和林伯渠都参加中山大学的中共支部过组织生活。

年12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革命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这种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并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年1月1日在武汉正式办公。但在这时，蒋介石把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却提出迁都南昌，并且蛮横扣留了由粤迁汉途经南昌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操纵召开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南昌，并把这一决定通知武汉方面。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反对下，蒋介石把持国民党中央分裂国民党的图谋一时未能得逞。2月2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李锡九出任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兼军事裁判所所长。由于他在这场“迁都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一边，因而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忌恨。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锡九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共行径。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就在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徐谦以李锡九为共产党员之名下令逮捕了李锡九，关押于武汉军警督察处。后因证据不足，加之国民党内一些老朋友的营救，李锡九获得了释放。

此后，他由汉口转道上海回到北京，在右安门内躬亲耕作，种菜务农藉以掩人耳目。期间，汪精卫曾邀他担任监察院委员，居正也邀他担任司法院委员，他都予以婉拒，并曾联合10余人，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宣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因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派别的反蒋活动，所以有人称他有“反蒋癖”。

年李锡九到上海，参与反蒋活动。

年中原大战爆发，李锡九又参加了反蒋联盟。他积极奔走于各反蒋实力派之间，多方联络倒蒋。因他一度与汪精卫有私谊，故还曾专门赴香港迎接汪精卫来北平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随着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告结束，扩大会议也随之流产。李锡九再返北平。

年九一八事变后，李锡九一度南下香港、广州，以图联合粤桂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但因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李锡九愤而北返。

年春，冯玉祥避居泰山读书期间，李锡九曾应冯之邀请前往泰山。当时冯玉祥在泰山还曾邀请了其他一些知名教授，李锡九和这些教授们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思想上有不少共鸣，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时期，李锡九不仅积极反蒋，而且积极为抗日奔走。

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承德后随即派兵进抵长城各口。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抗战。军阀孙殿英部也参加了长城抗战。就在孙殿英率部参加长城抗战、移住沙城一带时，孙殿英先后几次派人到北平，聘请李锡九担任他的高级顾问。李锡九来到孙部后，积极帮助策划该部的抗日事宜。他还通过孙殿英向北平何应钦保释了关押在北平监狱的共产党员韩麟符。韩麟符出狱后，即被李锡九介绍到孙殿英部担任政训处处长。李锡九还介绍了共产党员宣侠父、孙金萱、王仲青等人到孙部任职。我党亦通过李锡九向孙部派去了不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年5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抗日同盟军，对孙殿英采取了又拉又压的两面手法，要孙殿英率部进攻张家口攻打抗日同盟军。李锡九闻讯后坚决劝阻孙殿英不要打抗日同盟军。经过李锡九的工作，孙殿英表示决不向抗日同盟军开一枪，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随之，蒋介石又命令孙殿英让出沙城一线。又是李锡九出谋，孙殿英以无处可去为词，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李锡九在孙殿英部的成功工作，大大地缓解了对抗日同盟军的压迫。

此后，李锡九还曾在冯治安（仰之）部活动过一段时间。冯治安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李锡九曾主持办理过向内蒙五原地区移民，建立“仰之新村”的工作，借以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再度举行游行示威，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这段时期李锡九颇为忙碌，他在北平的家中常常是宾客盈门，一些进步教授和学联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些人时常出入他家，共同谋划有关学运的一些重要活动。

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天津，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年2月，刘少奇率北方局领导机关移住北平。初到北平时，刘少奇住在西四砖塔胡同四眼井10号林枫家里。半个月后，刘少奇搬到鲍家街后面的寿逾百胡同17号居住，担当铺保的就是李锡九。当时负责北方局情报工作的王世英夫妇也以李锡九的家作为北方局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地点，对外以与他有亲戚关系为掩护。

西安事变发生时，李锡九正在北平。他接受并拥护党的逼蒋抗日的指示，积极奔走于有关方面进行工作。不久，即毅然决定不顾年迈和路途艰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锡九到达延安。延安是李锡九内心一直向往的地方。身临延安，耳闻目睹的一切，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也会见了他，同他叙旧并与他几次长谈。后来李锡九又把女儿李之光送到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保育院工作，成为延安保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李锡九致力于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实行及为民族抗战多方奔走的革命活动，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年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对于真正的三民主义纲领，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早已执行。“并且十年来真正的三民主义传统也仅仅在于共产党一方面，国民党除若干分子如宋庆龄、何香凝、李锡九等人而外，抛弃了这个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锡九奉中共中央指示，再赴河北孙殿英部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李锡九到孙部后被委任顾问。当孙部一部分于年渡过黄河到豫西时，我们党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将会向河南大举进犯，决定在豫西开辟敌后战场。李锡九奉党的指示在豫西利用孙殿英的名义，召集了几百学生筹办了豫西教导大队，为当地以后在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准备工作。其后，李锡九还担任过国民党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的顾问，并曾一度被委任为河北省政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李锡九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利用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一直在华北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中进行统战工作，从事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他曾参与策动高树勋的起义，也曾在北平通过耿毅做国民党华北补给区司令耿右麟的工作，使其将一批军用物资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李锡九又作为傅作义将军的秘密使者，赴西柏坡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和平解放事宜。

年冬，李锡九、耿寿伯等致电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并转毛泽东：“锡九等于鱼晚抵易县厂城德顺长，有要务极待商决，请派负责人速来，并准备北上处理一切。时机稍延即逝，如何盼覆。”12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致电华北局薄一波、聂荣臻、董必武：“转来李锡九、耿寿伯致主席鱼电悉。望速派汽车接他们至华北政府招待所住下，即以其所谈电告。”经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统战工作，也通过李锡九等在党的指示下对傅作义的有力争取，双方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李锡九作出了历史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又派李锡九去长沙做程潜的工作，向程潜传达中共中央要他“按兵不动，大军过江以后再起义”的要求，李锡九亦未辱使命。

年1月22日，各界人士55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李锡九亦列名其中，尔后他又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他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左到右依次：张治中，龙云，高崇民，李锡九，邓子恢，马叙伦，谭平山，饶漱石，陈铭枢，吳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同年底，在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他还先后负责民革北京市分部和河北省分部的筹备工作，后又担任北京市分部主任委员和河北省分部的召集人。

前排左起林伯渠，司徒美堂，李济深，朱德，毛泽东，张澜，刘少奇，何香凝，高岗。二排左起陈铭枢，陈嘉庚，李锡九，董必武，沈钧儒，彭泽民，黄炎培，马叙伦，沈雁冰，高崇民，陈叔通，张难先。三排左起谭平山，张治中，程潜，李烛尘，郭沫若，吴玉章，李立三，章伯钧，张东荪，徐特立，蔡廷锴。四排左起邓小平，陈毅，张云逸，周恩来，赛福鼎·艾则孜，马寅初，陈云，彭真。五排左起刘格平，刘伯承，薄一波，贺龙，聂荣臻，张奚若，傅作义，乌兰夫。

新中国的建立，使李锡九精神至为振奋。这时他已年近80，但思想仍十分活跃，为革命工作奔走效力热情不减当年。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期间，积极为新中国献计献策。周恩来曾盛赞他是“老成谋国”。也诚如他自己所说：“从自己一生经历中，深切体验到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也是屡遭挫败。现在中国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强大的国家，人民做了主人。……我虽然老了，但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跟着大家一齐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锡九发言。 　　侯波摄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锡九对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他积极主张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后，他坚决拥护，并对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充满信心。

李锡九在河北省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疾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在河北省政府召开的一次讨论全省预算的会议上，有人主张“河北省收入增多，应向中央多要些钱，多作些工作。”对这一主张李锡九当即发言说：“如果收入多就要多花钱，那么中央拿什么来建设国防呢？”“中国叫国民党反动派弄得乱七八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好容易统一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央方针政策，才能建国。”他还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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